前言

公元1234年六月，南宋发布“抚谕东京等处官吏遗黎”的檄文，宣称宋军北上“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是兼爱南北赤子的正义之举，是尽君父之责。十二日，宋将全子才率宋军自准西制置司驻地庐州(今安徽合肥)出发，史称“端平入洛”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

在上一篇文章《南宋收复故都行动，给了蒙古入侵口实，端平入洛有错吗？》中说了这个端平入洛行动的必要性，但是“端平入洛”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不仅仅收复三京失败，士兵损失惨重，丢了很多物资，还给了蒙古军进攻南宋的口实。那么端平入洛行动又是为何失败？

一、情报缺乏，对蒙古军破坏力认识不足，导致无处补给，举步维艰

自从蒙古崛起之后，对外战争实行的战略基本上是一扫而光。对西夏如此，对花拉子模如此，对金国也是如此。这种前所未有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了宋人的想象力。当宋军北上之后，发现中原地区几乎是“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荒凉状态。

从当初宋蒙在四川地区发生冲突，后面蒙古借道，南宋就该认清楚蒙古的破坏力了。而南宋对于蒙古的还是低估了，这次出兵又过于草率，没有在出兵之前在前沿地区建立一个个稳固的补给点，使得宋军的前进举步维艰。

一路上宋军完全没有遇到抵抗，但是也没有任何收获，想象中的百姓壶浆箪食、喜迎王师的场景完全没有出现。蒙军每过一个地方，都将当地人口杀害迁移，房屋和树木全部毁掉，所以宋军现在踏上的基本上是一片人间地狱。

七月二日，宋军接近汴京，原金国守军投降。五日宋军进入东京汴梁。自靖康之变后，整整107年，汴梁城又一次升起了宋朝的旗帜。这终于实现了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将领一辈子都没有实现的梦想。然而他们看到的，已不是《清明上河图》中那座繁华的都市。却是他们见过最残破的城池，曾经超过百万的人口只剩守军六百余人、居民一千多家。当地无法补给，所携带的军粮即将耗尽，就一直等待在那里。

二.前线将领私心太重不能团结一致，以致于错失战机，遭遇惨败

七月二十日，淮东制置使赵葵所领的淮东军也到达汴梁，与淮西的全子才汇合。全子才从初五进入汴梁，到此时已达十五日之久，因此赵葵一来到开封就责问全子才贻误战机，全子才以粮饷未集回应。于是赵葵更加督促全子才出兵，派遣了前后两批士兵进军洛阳。

为什么全子才到达汴梁后会坐等半月而不发兵洛阳？史书中记载“子才与葵争，欲得开封为之，故违命不行”。也就是说全子才所说的粮饷未集的理由不成立，大军驻扎在开封也要消耗粮食，而全子才欲争知开封府、东京留守才是他迟迟不肯进兵的原因。

汴梁曾是北宋首都，因此知开封府、东京留守的地位无疑要比知应天府、南京留守或者知河南府、西京留守的地位要高。由这一则史料的确可以找到全子才驻留开封的一个重要理由，但是粮食问题同样也是全子才驻留开封的重要原因。

大军驻扎在开封的确也要消耗粮食，但粮食问题最主要的不是大军缺粮，而是一旦出兵洛阳，从开封到洛阳沿途的粮食运输成为问题。蒙军将领塔察儿闻报宋军北进，便率所部蒙古兵退到黄河以北。撤退之前，决开了黄河堤坝，以致于“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行役良苦”，造成两淮一带出现大片黄泛区这既延缓了南宋大军的行军速度，更给粮食运输增添了难度。

由此可见，与赵葵争当知开封府、东京留守以及因运粮困难而等待粮夫集结这两方面原因致使全子才迟迟滞留开封，直到赵葵督师而至。尽管面临缺粮的情况，但是赵葵还是命令徐敏子率一万三千人先行，杨谊率一万五千人为接应，带了五天的口粮开赴洛阳，后来徐敏子将五天的口粮分成七天。

在宋军前锋离开汴京前往洛阳后，蒙军统帅塔察儿命令部将再次渡过黄河，到洛阳东边的龙门地区埋伏。当徐敏子的军队到达洛阳后发现全洛阳城只剩下三百余户，和一座空城无异。徐敏子军队的进入，可以说端平入洛占领三京的目的得以实现。

占领洛阳的第二天，接应的杨谊一部就在城东遭蒙古军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蒙古军进攻洛阳和徐敏子一军僵持。八月初，徐敏子一军在断粮四日的情况下被迫撤退。蒙古军趁机掩击，宋军大部被消灭。

在开封留守的赵葵与全子才得知洛阳一部惨败后，本来军队就少再加上粮草不济，也被迫撤军。“端平入洛”以失败收场。

三.朝堂陷入“国是”之争，始终争论不下，各方面努力拖后腿，无法协作，最终导致北伐失败

“端平入洛”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国是”未能达成“共识”。所谓“国是”，就是指“千准万确”的最高国策。“国是”一说，在先秦便已出现，但作为政治文化运作中的一种模式，却是从北宋王安石变法开始实行的。为了排斥政敌、抑制异论，保证新法的顺利实施，神宗与王安石共同定新法为“国是”；也就是说“国是”乃由新法之争引起的“新旧党争”的产物。

以后，定“国是”、持“国是”，一直成了两宋文人士大夫在政治文化的运作或朋党之争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因为“国是”作为最高国策而存在，绝不允许“异论相搅”，所以在每个阶段的朋党之争中，党争双方都竭力争取定“国是”持“国是”的权力。

总之，党争需要“国是”，“国是”激化了党争。而“国是”的推行，在用人层面上，则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尽情地凸现了党同伐异的政治情况。

我们来看，“端平入洛”是主战派以攻代守军事战略的军事实践，而其失败的直接原因则应归咎于战和两党的党争，在于主和派于出兵一事上的阻挠，南宋一方在内部“共识”未达成的情况下，实际上只是由主战的两准战区出兵北伐，并非举全国之力，更未能按计划形成三大战区统筹配合的局面。

自宋室南渡之后，南宋形成了两淮、荆湖和四川三大战区，这三大战区在抗金战争中相互配合相互协作，有效保卫了南宋半壁江山。在宋朝提出“端平入洛”时，南宋的朝堂上对蒙和战的的 这一次“国是”争执。这一次争执的涉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争论过程之激烈在宋朝历史上也是罕有的。

因为之前联蒙灭金的战役主要由荆湖的史嵩之主导，灭金之后史嵩之有大功劳，所以两淮的赵氏兄弟有些嫉妒，就上疏要求收复三京的行动。

根据周密《齐东野语》上记载：

“端平元年甲午…孟珙合鞑兵夹攻蔡城，获亡金完颜守绪残骸以归…时郑忠定丞相当国，于是有乘时抚定中原之意。会赵葵南仲，范武仲，全子才三数公，惑于降人谷用安之说，谓非扼险无以为国，于是守河据关之议起矣。”

周密的这段论述交代了三点，其一，交代了“国是”的背景，即在“联蒙灭金”之后;其二，这场“国是”之争因主战派建言“守河据关”而挑起;其三，“守河据关”之策最先由降人谷用安向赵葵等三公所献。

谷用安本名国用安，原为李全部将，李全败亡后，国用安逃回山东，后因占据徐、宿、邳三州，得罪蒙古大将投降了金国。后投降宋朝。国用安既降过金，又降过蒙古，熟知当年金与蒙古作战时依托黄河来防御的战术，故而向赵葵等献“守河据关”之策。

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地方上的边帅，包括准东制置使赵葵、沿江制置使赵范、
知庐州全子才，朝内则是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主和派中以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态度最为坚决，势力最为强大。作为联蒙灭金的推动者，史嵩之与蒙古使者王橄交往密切，是坚定的主和派。

而在宋理宗在决定出兵河南之后，便开始着手用兵的准备工作，但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的矛盾却始终无法调和，且主和派在出兵的行动上处处加以阻挠，这首先表现在京湖、四川两大战区的不配合上。起初，宋理宗与主战派商议两淮与京湖、四川联合出兵，相互配合以形成掎角之势。但京湖方面，史嵩之表示拒绝。

宰相郑清之劝史嵩之出兵，并许以兵部尚书之位，但史嵩之“力求去”，最后“归养田里”。在四川方面，郑清之要求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出兵，配合行动，但赵彦呐不从。从两准进兵河南，粮食运输困难，在史嵩之不出兵配合的情况下，宋理宗退而求其次，要求史嵩之筹划粮饷，但史嵩之又予以拒绝，还说荆湖地区遭受蝗灾民不聊生。

其实我们看绍定元年(1228年)，经历屯田，襄阳积谷六十八万。可见史嵩之在襄阳任职期间十分重视屯田，并且已储备了六十八万石粮食。在联蒙灭金之时，史嵩之曾派遣孟拱“献粮三十万石助大元兵攻蔡”，所储备的粮食还有不少结余。

其实史嵩之的不配合除了意气用事之外，还有自祟心做怪。这次史嵩之担心二赵的功劳超过自己，也生出了嫉妒之心，所以极不配合。史嵩之与赵彦呐的不配合使得宋理宗与主战派谋划两准与京湖、四川联合出兵的计划流产。宋廷在京湖、四川两大战区不同意出兵的情况下，转而依靠两准的兵力收复河南。

而两淮的军队势单力薄进入中原地区最后导致惨败，与这次国是之争分不开关系。

点评

端平入洛的失败，对南宋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从财政上说，使南宋在人、物、财力上皆蒙受了惨重损失，为解决财政危机，宋廷采用“权宜一切之敛”，虽有伤国体，也不暇顾及了；

从军事上说，准西精锐数万人，经洛阳一战就损失一万五千人，“而他州陷没者犹不计”，造成宋军士气低落，“雄胆已丧”，此后宋兵再不敢大规模主动出击，只是采用据守城池据点之法，听凭蒙军骑兵纵横驰骋于江准平原，掌握了战场的主导权；

从外交上说，“端平入洛”之役，正好成为蒙古人南侵的借口，从此拉开了宋、蒙之间长达四十余年鏖战的序幕。

在金国灭亡，河南空虚的情况下，南宋南宋出兵收复三京，划河而守的战略不能说错。但是其对蒙古缺乏足够的认识以及内部朝廷的党争是的这次北伐只能草草结束。

其实我们看，而对外军事行动的成败不仅仅在于军事行动本身，还往往与内政密切相关，南宋“国是”之争与“端平入洛”的军事行动之间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自从建炎南渡之后，南宋朝廷的“国是”引起的党争一直没有停过。南渡以后的“国是”说盛行于高宗朝，并经过了从以和战为内涵到以整个治国方略为内涵的发展历程;而其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则在于事关国家和民族存亡的主战与主和之争。

由于主战与主和者各执所见，不能合而为ー，使得士大夫群体的分化，并随之演化为激烈的朋党之争。反过来说，朋党之争又推进了和战为内涵的国是之争。

这在一线的情况也能表现出来。因为宋朝是立国是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的，所以对武将特别防范。总是“防”字当头，处处掣肘，动辄生疑，不予信任，严重的甚至被陷害至死。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前方将领的命运，还受到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严重影响:得宰臣支持的将领，容易发挥作用;得不到支持，就会遭到无端猜疑，甚至排斥致死。

绍兴党争，秦桧全面把持朝政主战派几乎全军覆没，尤其是岳飞在朝中的顶梁柱赵鼎倒台，以至于岳飞蒙冤，朝中可支援的几乎没有。岳飞一心要抗金恢复中原，成为秦桧的眼中钉肉中刺，是自己把持朝政的一个重要阻碍，所以欲除之而后快。

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武将必须依附文人集团才能生存。南宋在接下来的几次北伐中武将都得依附文人集团。岳飞依靠着赵鼎、李显忠依附张浚、孟珙依附史嵩之，余玠依附郑清之等等。这就导致了一旦依仗倒了，自己的也会命运多舛。不仅如此，一旦武将表现过于突出，而他依仗的文人集团又想方设法去压制排挤。

所以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不能形成一个和衷共济、共同抗敌的局面，从而严重地削弱了抗击外族人侵的力量。每当一个文人集团倒台后，政局就会出现反复，结果是新的集团代替了旧的集团，政局不仅毫无改观，反而腐败日甚。

端平入洛失败后，南宋朝堂中反对出兵河南的官员不是总结经验教训，精诚团结，一致对外，而是再一次互相攻击。主战派固然消极灰心，主和派也提不出任何的良策，造成朝政的更大混乱。朝堂上那喋喋不休的争论，看似很有道理，大多是意气用事，甚至相互攻讦，最后皆争而不决，不能形成共识，从而坐失良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宋就是在这种激烈的党争和无休止的清谈中将江山断送。

参考资料

《南宋文人与党争》

《齐东野语·端平入洛》

《宋史纪事本末·三京之复》

《宋元战争史》

《细说宋朝》

《宋蒙和战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