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名臣冯道谏言唐明宗道：“我常常记起过去任掌书记时，奉先帝之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险要地方，我时刻担忧马失足，非常小心，谨慎地抓住缰绳，幸好没有失误。但是等到了平坦大路，放开缰绳让马奔跑时，却不小心摔倒了。治理天下的安危之道又何尝不如是！”

越是盛世巅峰，就越需要警醒。这是因为，在盛世之中的人们往往沉浸于盲目的乐观中，过分自夸于以往的成就，却忽略了那些被成功暂时掩盖的关键问题和挑战，并由此种下了衰败甚至毁灭的种子。因此，今天的国人不仅仅要致力于重塑汉唐的实力，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超级强权的西晋（汉朝继承者）和唐朝是如何从无上巅峰跌入万丈地狱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文明根基的破败），其中的教训，无疑值得今天的国人警醒。

实际上，中国文明两次最高峰的煌煌盛世，恰恰都毁灭在了同一个失策之上——对地区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及其危害的忽视。汉朝霸业最后阶段之西晋末年（内藤湖南称之为中国第一过渡期的界限），朝臣江统注意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而）戎狄（已）居半”，“（并州）五部（匈奴）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徙戎论》），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之域可为寒心”，然而当时百年大错事实已成，难以改变，西晋政府对李特所属氐人的迁徙仅仅激发了叛乱（李特，氐人领袖，所部被西晋迁徙至巴蜀，后发动叛乱占据蜀地），而江统上书仅仅不到十年之后，即爆发五胡乱华的灾难。

唐朝初期，李世民把投降的草原部落十多万人，安置在幽冀等地。谋臣魏征上书谏阻，指出“降者十万，不令数年，孳息略倍”，并声称“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但中书令温彦博认为：“圣人之道普适众生…教以礼法…何患之恤？”唐太宗乃用温言，置草原部落于河北诸州。数十年之后，幽、并、冀等地诸多郡县，已经形成“降胡散诸处”，“无所役使”的失控状态，而百年之后的安禄山则得以“驱之为寇，逐扰中原”。 

“突厥世为中国仇，今其来降，不即诛灭，何以遣就河北？彼鸟兽野心，非我族类，弱则伏，强则叛，其天性也。昔汉武以锐师猛将击取其地为郡县者，以不欲使近中国也，乃久安之道。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降者十万，不令数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大患也… 魏时有胡人分处近郡，晋已平吴，郭钦、江统劝晋武逐出之，不能用。五胡之乱，卒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 —魏征上书唐太宗谏阻 “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藩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逐扰中原。”  那些明君谋臣为何会屡次犯下同样的错误？

历史资料并没有记载过魏晋朝廷的决策者（大举内迁胡人始于曹操扩军），对关中、并州、冀州等地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多少看法；但唐太宗试图大规模迁徙草原部落于河北之地，面对魏征以西晋“五胡之乱，卒倾中夏”的教训质疑时，当时的大知识分子、进士出身的温彦博则提出看似颇有说服力的支持意见，他说“圣人之道无不通，故曰有教无类”（大义人伦乃普世价值），可以“教以礼法”感化对方，同时认为胡人不过是“创残之馀，以穷归我”，绝对没有力量造成祸患，他的理论有力地驳斥了魏征因历史而产生的忧虑，完美地支持了唐太宗迁胡于河北的政策，最终却种下了安史之乱及中原王朝千年衰弱的种子。

大知识分子温彦博何以出错？显然，醉心于圣人经典的他忽略了两个必须考量的关键性要素：现实与时间。一方面，现实情况就是，中原知识分子眼里的普世价值，很难被草原部落的内附居民所接受。那些被唐朝政府从草原迁徙而来的胡人部落，风俗迥异中原，习惯群聚群居“逐以水草，居处无常”，而中原朝廷在很多实际事务中亦对其“无所役使“，不得不顺应游牧部落的生活习惯，使之在迁徙之地保留原有的生活习惯。 “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毗伽可汗欲建城，大将敦欲谷劝谏（《资治通鉴》） 。

从盛唐期间安置归降契丹部落的《敕契丹王据埒可突于等书》中，可以看到，唐朝政府允许内迁契丹部落在“丰草美水”的地区，过“畜牧随之”的游牧生活，并要求地方“务依蕃部所欲，想其沃饶之所”；而《唐大诏令集》亦记载道，为了避免内迁胡人诸部滋事，需对其“遂畜牧之性，以示柔怀之德”（《遣牛仙客往关内诸州安辑六州胡敕》）。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温彦博试图对内迁胡人“教以礼法，职以耕农”的同化政策，严重脱离现实，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实施。 另一方面，虽然内迁的胡人刚开始不过是“创残之馀”，人数稀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其人口数量和当地的人口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草原胡部生于物资极其困乏的苦寒之地，具有更强大的生存和生育热情，同时凶悍远胜于中原，这就使得内迁胡人的数量在中原丰饶的滋润下迅速增长，还可以对当地的原住民产生挤出和同化效应。西晋江充在调查之后就发现，曹魏讨伐高句丽时安置在荥阳地区降胡，“始徙之时，户落百数”，不过两代人，即“子孙孳息，今以千计”，由此他认为数代之后，这些内迁者足以形成“必至殷炽”的隐患；而唐代名臣魏征亦认为，唐廷应该警惕内迁胡部“不令数年，孳息略倍”的潜在危机。

历史学家陈寅恪研究唐史时发现，唐代安史之乱前的河北之地出现了明显的胡化现象，他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写道“（那些追随安禄山叛乱或者日后割据的将领）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族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而当时督军魏博（河北地区）的军人史宪诚之子史孝章亦认为李世民百年之后的河北地区已经“若夷狄然”。一个历史事件可以反映出唐代河北地区人口结构变异及其政治后果。由于幽冀诸地的人口胡化严重，当地军民极其尊奉安禄山、史思明，日夕奉祀，唐穆宗期间的幽州节度使张弘靖认为此乃乱臣，乃“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结果竟激起了大规模叛乱。

就这样，由于当时的决策者，盲目自信于中原社会价值观的普适性，只看到胡人诸部“以穷归我”、“创残之馀”的眼前场景，却忽略了游牧民族的固有习性和实际管理的困难，再加上不理解人口趋势随时间变化的潜在危险，最终造成了遗恨千年的毁灭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