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建炎南渡的最初几年之中，宋高宗和一帮臣子基本上是在逃亡生涯中度过的。1130年秋天，宋高宗从海上回到越州，改元绍兴。而亡宋之心不死的金国，决定采取两手准备，一方面在扶植傀儡政权伪齐刘豫，实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奸佞诱叛党。”一时间，两淮吃紧。另一方面，放归在之前靖康之变中俘获的秦桧，在南宋内部进行活动，怂恿投降派为金国谋取更大的利益。

初次登位，时运不济

公元1131年，秦桧被放归为南宋，不久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秦桧曾扬言说：“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有人问他为何不说，秦桧说：“现在没有宰相，不能执行啊。”

绍兴元年(1131年)九月，吕颐浩再任宰相，秦桧和他共同秉政，秦桧想谋夺吕颐浩权，让他的党羽造谣说：“周宣王修内政、攘外敌，故能中兴，今二相应分管内政外政。”吕颐浩就在镇江建都督府。宋高宗说：“吕颐浩专管军事，秦桧专管政务，像文种、范蠡那样分职也可以。”

有一次，宋高宗召直学士院綦宗礼入宫奏对，给他看秦桧所陈二策，想把河北人还金国，中原人还刘豫。宋高宗说道：“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是北人，将归哪儿？秦桧又说‘为相数月，可耸动天下’至今也没看到。”

綦宗礼就把皇帝的意思写入训辞，布告中外。秦桧的主张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于是吕颐浩抓住住了把柄，新进的殿中特御史黄龟年上章弹効秦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复兴远图;且植党专权，渐不可长”。秦桧不得不上章辞位。按照常情，大臣辞位，皇帝要表示一下挽留的意思。吕颐浩担心迟则生变，在罢黜秦桧的前一日，宰执们奏事之后，又与参知政事权邦彦留下来，说了秦桧许多短处，坚定了高宗的决心。高宗即亲笔批示并且出榜，说永远不用秦桧。这一次秦桧想搞掉吕颐浩，夺取首相的职位，岂料弄巧成拙，自己也被罢免了。

秦桧复相前的南宋形式

建炎初年，南宋政权立足未稳，金人必欲消灭而后已，高宗有心求和而不可得。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被金兀术从扬州一直追到明州，后来一直跑入了大海。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从南方退出，高宗从海上回到陆地，再回到杭州。在宋高宗回到杭州改元绍兴到秦桧二次为相，这段时期南宋比起建炎时期以来都长足进步。进行了训练士卒、安排流民、恢复生产、统一内部、重建典籍等各方面建设，使得南宋在接下来的对金作战中没有在出现建炎时期的那种一溃千里，皇帝跑路的局面。反而在局部地区出现反攻，收复了部分领土。

先后出任宰相的吕颐浩、朱胜非、赵鼎、张浚等人，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虽多次遣使通和，大体上都是从策略上考虑的，按照吕颐浩的说法是“贻书以骄之”，“示弱以给之”，“出其不意，乘时北伐”。绍兴二年（1132年），吕颐浩请求兴师北伐；绍兴三年（1133年），朱胜非拒绝金人的议和条款;绍兴四年（1134年），赵鼎请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1137年），张浚请求高宗驻跸建康，宋高宗虽然不太愿意，最后还是同意了。

从这个态势来看，绍兴时期南宋对金不断取得优势，根本就不必要求和了，再打下去反而金国首先支撑不住了。1140年，金兀术败盟，金国四路进攻南宋，宋高宗非常生气，就跟大臣如此说道：“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闲猖獗…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

在秦桧罢相的时候，高宗还在批示中给予严厉申斥，指责他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并下令立榜朝堂表示永不叙用。这不能说，宋高宗是迫于某种压力，作出违心的决定；或者一时冲动，作出非理性的决定。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能造成一种政治环境，不给秦桧以东山再起的机会(包括不给像秦桧一类的人物掌权的机会)，难道南宋就非要向金人求和、称臣？

主战派内斗

可惜，在秦桧罢相之后，主战派内部党争纷起，互不相容，给秦桧和他的追随者们提供了可乘之机。绍兴五年（1135年），赵鼎、张浚同为左右相。开头一段，两人合作得很好，张浚行边治军，赵鼎居中总理政务，表里相应，翕然有中兴之望。可是，时隔不久，两人出现了分歧。

绍兴六年（1136年），张浚奏请高宗于秋冬进驻建康，赵鼎作为首相，可能认为计非己出，便不予支持；八月，张浚返临安再请，朝议仍持否定态度;后来听说岳飞打了胜仗，刘豫有南窥之意，赵鼎才勉强高宗进幸平江。九月，刘豫分三路南犯，张浚指挥作战。在战事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赵鼎竟然支持刘光世撤离合肥，并奏请高宗下旨，令张浚退保大江。在张浚据理力争下，才没有从此下策，后来粉碎了刘豫的进攻，取得了胜利。

赵鼎觉得难以自处，辞去了相位，从此两人结怨。张浚独相，又惑于左右的揄扬，乐秦桧之奉己，竟然推荐秦桧出任枢密使。绍兴七年（1137年）二月，罢去刘光世的淮西宣抚使，张浚刚愎自用，不纳忠言，委派不谙军旅的吕祉去淮西主持军务。吕祉“简居自处，将士之情不达”，导致大将郦琼率部叛逃。张浚在赵鼎的支持者们的攻击下，罢去宰相。

在主战派的相互倾轧中再次崛起

宋高宗起初想用秦桧接替张浚，征求张浚的意见，张浚说“近与共事，始知其暗。”表示不赞成，高宗又决定再用赵鼎。秦桧觊觎相位未能得逞，知俩人有隙，便从中作梗，说张浚有意稽留赵鼎复相的圣旨，加深了二人的隔阂。赵鼎复相之初，高宗对他说:“现任执政，去留惟卿。”

赵鼎本来对秦桧看法不好，曾对张浚说过:“此人得志，吾人无所措足矣!”这时却一反常态，留下了秦桧，把主战的张守、陈与义等人罢去，清洗了一大批张浚的支持者。张浚先以观文殿大学土提举江州太平观，可能担心张浚复出，台谏再三论列，必欲置之死地。

赵鼎一面出面解救，一面又对人说:“鼎不负德远，德远负鼎。”又焉知赵鼎是否在背后做了手脚？最后，张浚以责授秘书少监，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告一段落。张浚罢相之初，最担心赵鼎固执己见，鼓动宋高宗由建康再回杭州，赵鼎偏偏意气用事，竟这样做了，为秦桧退避求和打下了基础。

原先，张浚和赵鼎曾一起谈论人才，张浚十分推崇秦桧，赵鼎说：“此人得志，我们就将手足无措啦！”张浚不以为然，故而推荐秦桧，他们共事后方知他的昏暗，不再推荐他。秦桧因此不满张浚，反过来对赵鼎说：“皇帝想召用你，但张浚却从中作梗。”他是想激怒赵鼎，让赵鼎排挤张浚。

秦桧在枢密府中只听命于赵鼎，赵鼎一向讨厌秦桧，由此反而对他深信不疑最终被他所害。赵鼎和张浚以后在闽相遇，谈及这些，才知道都是被秦桧出卖的。宋高宗与赵鼎讨论秦桧再任右相的问题，问赵鼎:“秦桧久在枢府，得怨望否?”赵鼎打保票说:“桧大臣，必不尔。然用之在陛下尔，况自有阙。”于是，秦桧再进为右相，主持与金人和议。在和议问题上，赵鼎首鼠两端，一再退让，退无可退了，不得不罢相。自此，秦桧得以专国。

《宋史·秦桧列传》记载：“始，朝廷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同样宋高宗专心去求和，也是这次秦桧再次复相以后的事情。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上记载了有这么一段对话，说道：

一日朝议，宰执奏事退，桧独留身，奏诸和之说，且曰：“臣以为讲和便。”

上曰：“然”

桧曰：“讲和之议，臣僚之说皆不同，各持两端，畏首畏尾，此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与，则其事乃可成。不然，无益也。”

上曰：“朕独与卿。”

桧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虑三日，然后别具奸奏禀。”

上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欲和甚坚，犹以为未也，乃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虑三日，容臣别奏。”

上曰：“然。”

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坚确不移，方出文字，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与。上欣纳。

以上内容是秦桧和宋高宗在将近一个月之内的一系列谈话，最后确定由秦桧主持对金国的和议之事，不许其他人干预。同时这次谈话还涉及赵鼎，说道：“鼎议不协，遂罢宰相，出知绍兴府。”罢免了赵鼎的宰相职位，使得朝中大事都取决于秦桧，而宋高宗几乎快成了傀儡。

南宋最终求和，所谓谁

向金人求和，出卖国家利益，这个阻力是非常大的。从秦桧复出到《绍兴和议》签订，这中间可以说是反反复复。秦桧费尽心机，不遗余力，不择手段，排除了各种他认为的障碍：

(一) 排斥打击反对派。绍兴八年（1138年）初次与金人议和朝臣纷纷反对，秦桧接受勾龙如渊的建议，操纵台谏，把反对派全部赶下台。胡铨上书请斩秦桧等人以谢天下，在朝野引起很大震动，秦桧就以辞职相要挟，不仅把胡铨流之远方，还逼着高宗下了一道诏书，戒渝中外，不准效尤。

(二) 破坏抗战。绍兴十年（1140年），金人背盟，复取河南、陕西，南宋军民奋起抗击，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秦桧则千方百计从中破坏。刘锜顺昌大捷，打算乘胜前进，秦桧奏请下诏令刘锜“择利班师”；岳飞郾城大捷，力请深入敌境，收复旧疆，高宗也受到鼓舞，令岳飞与杨沂中、刘锜共同相度，约期前进。秦桧则釜底抽薪，急令韩世忠、杨沂中、刘锜从两准撤军，以孤军不可深入奏请下诏令岳飞班师，一天连下十二道金牌，致使功败垂成。

(三) 夺诸将兵权，诬杀岳飞父子及张宪，使军无统帅，士无战心。这样一来，不但议和的阻力排除了，而且造成了非和不可的局面，高宗即使想反悔也不可能。

以上三点说明，南宋向金人乞和，秦桧是主要责任者。至于说高宗担心钦宗回来自己无以自处，他这种想法是存在的。但这只不过是秦桧和金人挟持高宗就范的筹码，并不足以认定高宗就是南宋向金人乞和的主要责任者。

如果不是造成了上述非和不可的局面，和议不成，高宗即使有不愿钦宗回南的想法，又有何实际意义呢?实事求是地说，高宗这种想法，是绍兴十一年（1141年）和成以后形成，作为不见誓书的附加条款提出的，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很显然，金国人当时接受这一条件，会把和议价码抬得很高。其实，高宗是失算了，钦宗不回南比回南麻烦更多。韦太后回南时，宋钦宗哀求:“幸语丞相归我，处我郡足矣!”钦宗即使回南，一个失国之君，还有可能再登皇帝宝座吗?留在北方，反而成为金人可居的奇货。金兀术临死遗嘱部下说:“向与国朝计议，择用智臣为辅，遣天水郡王(宋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如尚悖心，可辅天水郡王拼力破敌，如此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为国朝祸害。”

这确实是一条非常阴毒的计谋，金人在不得以的情况下，将宋钦宗扶立在汴京的宝座上，虽然不能成气候，但是对于南宋来说会在一段时间内造成大混乱，这也未尝不是秦桧与金人的合谋，逼着宋高宗接受和议。

点评

朱熹在《戊午谠议序》这么评价道：“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中则挟虏势以要君。”秦桧携金人威胁宋高宗，同时以宋钦宗坐汴京逼着赵构表态，秦桧一心求和，使得《绍兴和议》规定南宋不得无故撤换首相，典型的干预朝政了。

而在高宗和秦桧一手制造的半壁江山下，尽管之有还不少振兴恢复之声，但是，更多的是民风柔靡，人们满足于残山剩水的歌舞升平中。在临安这个销金之处，处处流溢着东京梦华的遗风，以至于“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

参考史料

《岳飞传》   邓广铭

《南宋文人与党争》      人民出版社

《岳飞研究论文集汇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宋史·秦桧列传》